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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别人劝死的文天祥

            来源: 故事会 作者: 未知 时间: 2014-07-05 阅读: 次

            文天祥的死,一方面是因为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和他的不屈、节烈,另一方面,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,甚至生祭他,督促其早死,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。

            从文天祥被俘那一天起,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。

            1278年12月,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,服毒自杀未成,被俘。次年4月被押解到广州,而后北上前往大都。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,就开始绝食,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一样饿死守节,他在诗中说:“饿死真吾志,梦中行采薇。”在饿了八天后,他却没有饿死,由于家乡已过,押解的人捏着他的鼻子灌食,使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。他希望有机会逃脱,即使死也不能死在荒山野岭中,而要在世人关注下悲壮殉节。所以,文天祥就“配合”押解他的元军,继续北上。

            但是,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,他一直不殉国,让无数人焦虑不安、坐不住了,一些人唯恐文天祥不死,担心他投降,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。

            此时,南宋王朝已经彻底灭亡,旧王朝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,要么已经投降(包括文天祥的弟弟),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并非不爱国,并非甘愿接受异族统治,只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,但他们也有期待,就是希望别人为旧王朝守节殉难。如今,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,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。也许,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“李陵”吧。

            喊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,也是他庐陵(今吉安)的同乡王炎午。王炎午(1252-1324)字鼎翁,是一位爱国青年。文天祥在赣州起兵勤王时,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情,参加抗元斗争,做了文天祥军中的幕僚,却很快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,并“躲过”了在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命运。

            当时28岁的王炎午,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,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《生祭文丞相文》。王炎午将此文誊写近百份,“字大如掌,揭之高砌”,张贴于文天祥被押解可能经过的赣州、吉安、榉树、南昌等沿途驿站、码头的山墙、店壁等醒目处。还派人在各处宣读:“呜呼!大丞相可死矣!文章邹鲁,科第郊祁,斯文不朽,可死……为子孝,可死。二十而巍科,四十而将相,功名事业,可死。仗义勤王,使用权命,不辱不负所学,可死……虽举事率无所成,而大节亦已无愧,所欠一死耳……”如果“志消气馁”,“岂不惜哉”!

            总之,文丞相应该死,而且要赶快死。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,生命必须毁灭;忍辱偷生或者投降,就意味着精神的死亡。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“速死”以保持名节,这并非个体行为。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,并给其演奏《胡笳十八拍》的汪元亮,也在探望过后“勉励”文天祥:“必以忠孝白天下,予将归死江南。”王炎午的行为,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的道德要求,因此这篇祭文在当时影响很大。

           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去死,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。中国文化对文人的气节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,在进入宋代以后,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。但能够自觉实践这种气节观的毕竟还是少数,多数人并不去殉难,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。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已存在,在其后更甚,但是像王炎午这样大胆地直接提出希望,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的,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。

           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:“感情壮烈,语言精湛,亦属祭文中的杰作。”还有人认为:“洗练凝重,气势磅礴,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,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,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,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。”

           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借口下对生命的冷漠,特别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,都希望其能够以死守节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,但对于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,则希望其如果不能迅速被杀,则最好及时自杀,以保持士人的气节或者女人的贞节,反正是“期待”他们死掉。投降或屈服,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,即使被放回来,那也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,余生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。当然,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,都是没有牺牲危险的,他们“安全”地以道德观望和审判别人,其任务只是给女人立贞节牌坊,或使烈士的英雄事迹流传。

            然而,王炎午的祭文,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疾呼下,却掩盖不住其对基本生命的冷漠。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,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,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。文天祥的生死,需要他自己抉择,他的生命权只能由自己支配;其他人,无论持何种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,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。

            道德价值的实现,特别是需要损害甚至付出生命的,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。所以,王炎午的劝死文,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,它的出现,并非什么文化荣耀,而是一种文化悲哀。

            从王炎午写《生祭文丞相文》,到文天祥被杀,其间有长达三年半的时间。当文天祥在监狱巾历尽折磨的时候,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,不希望他多活些时日,而是希望他早死。他一日不死,王炎午们恐怕都不会心安。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否按照自己的“理想”,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。

            1283年1月9日,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,壮烈殉节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,有悲痛,也许更多的是感慨和心安,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判定了。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之后,他又作了一篇《望祭文丞相文》,第一句话是这样的:“丞相既得死矣,呜呼痛哉!谨此致奠,再致一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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